来源：齐鲁壹点·壹点号昱见
记者：王昱
昱见年俗前几天曾经提到，说起过年，日本人的新年跟中国的春节其实同出一宗，只不过他们改成了公历，我们想改没改成而已。既然是同宗，很多习俗其实是相似的，比如吃年糕、除夕大扫除之类的。不过，你知道吗？如今的日本还保存着中国古代年俗中的重要一环，而该环节就是——写贺年卡。
△日本的贺年卡一般都很清淡。
每年过年前夕，很多日本人会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写贺年卡，一些人脉交际广的人据说光干这活儿就要忙上一整天，为的是新年第一天，贺年卡能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对方手上——是的，新年期间，日本的邮局是不关门的。
这项习俗其实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
贺卡最早不叫贺卡，叫做“谒”，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先秦和秦朝也有，但不多见。
当然，“谒”起初不是现如今的贺卡，而是相当于现在名片的一种东西，写在竹简上面介绍自己以及说明为何事而来等等。
到了东汉时期，“谒”改称为“刺”，可能是因为这短短一根写明自己来意的竹简看上去确实比较像一根刺吧。纸张开始普遍采用后，“刺”便由竹木片改成了纸。但直到这时，这玩意儿还是不熟悉的人上门打招呼用的，功能类似于名片——直到今天，日本人还把名片叫做“名刺”。
△晚清名家王国维的名刺，名刺在古代中国作为第一印象很重要。
名刺真正开始具有贺年卡的功能，最早始于唐朝。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新年大宴群臣，用赤金压制贺年卡，镌刻御书“普天同庆”作为赏赐。可以看出，这种习惯改变的背后，是当时造纸业的发展为名刺承载更多含义提供了新的可能，于是文人雅士开始用纸片绘制贺年卡，相互赠送贺岁，一张贺年卡往往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也正是在唐代，贺年卡经由遣唐使传入了日本，所以今天日本的贺年卡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代古朴、简约的审美倾向。
不过，中国贺年卡在此之后也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
到了宋代，贺年卡仍然盛行，南宋文学家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通投之，俗以为常。”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也说：“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可见，那时的佣仆成了达官贵人相互贺岁的交通工具。
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在《贺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可见，投帖子拜年成为当时普遍的交往方式。明朝天顺年间还出现了用“梅花笺”书写的贺年卡，称为“片子”，就是用印有梅花图样的笺纸剪裁成长三寸、宽二寸的卡片，写上名称、地址，于农历正月初一在亲友间互相赠送。
清代时，春节拜年送贺年卡之风已经举国普遍。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说：“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莽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褚人获在《坚瓠集》记载：“拜年帖，国初用古简，有称呼。康熙中，则易红单，书某人拜贺，索无往来者，道路不揖者，而单亦及之。”清代还时兴一种“拜盒”，将红色硬纸片制成的贺年卡放入锦盒送给对方，以示隆重。
△含蓄的中国古人春节不仅不见面，连贺年卡也要装在锦盒里。
那么，贺年卡这种在中日两国都曾十分兴盛的年俗为何后来在中国逐渐失传了呢？这可能是因为中日两国的审美倾向在后来出现了偏差——贺年卡作为一种文人雅士拜年的用物，本身就是高度精英化、知识化的产物，使用者曾经高度集中于社会的中间以上阶层，而日本自中世以后民间普遍存在向精英阶层学习的倾向和风气，所以这一年俗就逐渐被推广至了全民。反观中国，自明清以后，知识阶层的衰落和民间草根化的风潮就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近代以后，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虽然贺年卡一度重新兴盛，但“接地气”的中国老百姓始终觉得这玩意儿太“雅”——送张纸片哪有提两斤年货直接上门来的实在？于是这风气就渐渐淡了。
△近代以后越来越含蓄的日本，与越来越接地气的中国。
结尾再给大家普及一个贺年卡的小知识，与平常写字不同，写贺年卡一定要把字写的大而饱满，这样才能显得自己比较谦逊，相反，字写的太小会被认为是倨傲不恭。这个说法自唐代已经有了，直到今天，日本人依然恪守这一规则——记得昱弟第一次给人写贺年卡，把字写得很小，被我的日语老师批得那叫一个惨。大家若想要在中国复兴这种含蓄古雅的年俗，请务必记得这个诀窍。
△贺年卡上的字一定要写大啊！
来源/齐鲁壹点
编辑/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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