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频道获宋慕新老师授权发布。
年夏天，我辞别齐鲁晚报和父老乡亲，投奔初享“报界黄埔”盛誉的南方都市报。在我之前，晚报同事刘有才、李鑫、姜英爽以及大众报业集团生活日报的张玉升等人已经投身南都了。南下广州时，随身所带的，除了满怀的新闻理想，还有时任晚报副总编李新生老师赠勉我的一幅字：“吾生昂藏七尺躯，梅花压雪形影癯；江湖浪迹谁招手，明月清风与子俱。”正是这首诗，见证了我的新闻理想如同荷尔蒙一般喷薄、衰竭和寂灭。到了燠热难耐的广州，分管南方都市报新闻中心的副主编杨斌出差深圳，我又赶赴深圳记者站接受面试。展示一摞调查作品，谈了五六分钟，杨斌说了句明天来上班吧，我当场睁大了眼睛，立即在心里给他盖了个“果断到武断”的钢印。要知道，从山东商报跳槽到齐鲁晚报，那可是参加了海选、考试、复试、面试、见习，一路肉搏厮杀，脱了几层皮才进去的啊。南都当时正处于全面上升期，广发英雄帖，网络了各路鬼神精怪，如此轻松踏进广州大道中号大院，让我半信半疑暗呼有诈。后来才渐渐明白，南方都市报当时用人的方略是宽进严用，大浪淘沙，残酷磨砺，受不了的不必解聘自然会走人。
年7月22日，第一天上班，顶着炎炎烈日，又淋着瓢泼大雨，采访一天，写了三千字，第二天见报，却只有字的一条小稿。为此，一度认为这条稿的编辑卢斌实在过分，等我后来做了编辑，把新记者两三千字的车祸稿改成字的图片报道，再一次觉得自己也可恶到了极点。不过，这一切，都是南都新闻价值观所决定的，足够重要的稿子如陈峰王雷合作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道两个整版也不嫌多，但可以几句话说完的事情，真的就不允许啰里巴嗦。
最初的两年里，做社会新闻记者，整天像疯狗一样四处狂奔。听不懂广州话，让我这个北方的“捞仔”没有捞到金，却捞了不少教训和笑话。年11月16日，番禺油轮起火爆炸，全城数家报社记者，只有我一个来自武术之乡的人翻墙进入现场，并在后来紧贴着现场办公的副市长一起听取救援汇报，然而他们都讲白话，活脱脱把我听成了白痴，几乎带着哭腔追问人家说什么时，身份露馅被警察抓走喝茶。前些日子出差武汉，深圳女作家蔡东打电话说《花城》约她写一个关于记者的小说，让我讲几个在南都做记者的故事供她参考。于是，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年9月30日，增城牛仔城一带搞庆典的巨型氢气球飞走，落入附近贫民窟院子里的煤球炉上，当场爆炸，一对生火做饭的祖孙被重度烧伤。牛仔城的人告诉我，你要是报道我们一分钱也不赔，反正他们也打不起官司。副主任谢冰说，报道了反而会给牛仔城压力，于是我写了稿，见了报，但再也不敢去了解伤者的善后情况，至今仍内疚得难以自拔，唯恐受害者真的因为我报道了而得不到赔偿。
年11月27日上午8点40分，一个四川籍小伙子在广州江南大道中等公交车，看到警察走来，拔腿就跑，警察一见拔腿就追。小伙横穿马路被撞飞了，断了一条腿。经过调查，他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和前科，只是，只是没办暂住证，见到警察心里发虚就逃跑了。我在石牌和朋友吃饭也遇到过警察查暂住证，也被拉着钻进小胡同逃离现场过，加之后来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活活打死的孙志刚一案，心有戚戚，同命相怜。
年1月22日，广州海珠区一工地工人讨薪被打，我写了稿子《广州保安乱棍打昏讨薪民工》，晚上却被地产商通过广告部公关，枪毙掉了。我知道后很是悲愤，心想自己背井离乡南下广州就是为了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这样的稿子不发还有天理吗，于是贴到了西祠胡同。当晚副主编杨斌严厉追查是谁发在西祠胡同的，我出于自保死不承认是自己发的。半夜回到家，打开电脑给杨斌写了一份数千字的公开信《社会良知：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底线》，做好了一旦被处分就发布出去的决心。当时已腊月二十，临近年关，父母都到了广州，胆小怕事的父亲大致了解情况后，吓得半死，唯恐我丢了这个饭碗，以致唉声叹气彻夜失眠。好在那时大家都是有新闻理想的，只是身为领导的人有着更多的无奈而已，其实杨斌比我有新闻理想多了，要不是他力挺，陈峰王雷两人写的孙志刚案也未必能报道出来呢。第二天，再没有人提及昨夜往西祠胡同发稿的事，风波也就不了了之。
年4月2日，广州大道南某楼盘工地一女子爬上30多层楼高的塔吊为讨薪挨打的丈夫鸣冤，我采访报道了，第二天发现她还在塔吊上，直到傍晚问题解决了她才爬下来。一群记者冲过去采访，我问了一个压在心底好久的问题，“你在上面39个小时不能上厕所不憋的慌吗？”那妇女回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报道了第二天领导才能看到，批示下来也不会那么快解决，所以提前一两天没喝水。”闻听此言，当场泪崩。在给女作家讲这些“故事”时，不觉泪流满面，哽咽到几欲嚎啕大哭。深夜的武汉，我叫的热干面已经冷凉，正如那一刻我心之悲凉。那时在南都跑突发，一天最多采访8单，我拖着沉重的肉身，在大如苦海的广州城呼啸着疲于奔命。年，妻子怀孕，我们都惶惶不可终日，觉得在广州生存如此艰难，实在无法承受新的生命之重。3月20日，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一小时之内，我们在中山医含泪放弃了自己的骨肉。为此，我曾在一个网站悄悄建了悼念孩子的纪念馆，每次点灯献花，都会热泪滚滚，泣不成声。后来，妻子再次怀孕，我们决定不管多苦多难，都一定要生下来。年元旦那天，三元里爆水管，水漫大街，我提着鞋子蹚水采访。妻子打来电话，哭诉她被开水烫伤了大腿。那时她已经怀孕六七个月，大着肚子，行动不便，却不料端锅时失了手。我采访完，写了稿，才坐班车回到番禺家中，把一个鞋盒剪了半圆的豁口，绑在妻子腿上，护住水泡不被磨疼。当时，南都社会新闻的张雨、王雷、陈实、林韬和我，被同行称为南都社会新闻的“五虎”（其实还有三只“母老虎”：郑小敏、戴越和严慧芳），但我一点也没有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发现跑突发给我带来的，更多是身心的摧残和人性的麻木。那时，突发新闻的不确定性一直折磨着我，很快我就得了幻听症，不时听到电话铃响，匆匆掏出手机，准备奔赴下一个现场，却发现并没有来电话。采访回到报社，在走廊尽头的破沙发里一蜷，感觉四面八方的空气都在挤压我，顿时觉得呼吸困难，六神无主。那时，我搏命采访，主要的动力估计还是来自我老家水泊梁山的那种英雄气，正如我在每一个采访本扉页上写的八个字：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年，在主任王钧（已病故，默哀）的关照下，我从记者调岗做了编辑，半夜刚哄完孩子温了奶就有可能外出采访的动荡日子，终于变得安稳了。年夏，广州新闻编辑部去阳江开会，一只被轧瘸腿的小狗跟着赵莹走进酒店，但最后小狗却走过赵莹的房门，停在隔壁我的房间门口。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只小狗其实是我不堪生活压力放弃的那个孩子，变成小狗来告诉我，它在车来车往的天堂很孤独很可怜。从梦中惊醒，我冲进洗手间，将淋浴开到最大，蹲在地上捂着嘴恸哭。因为房间里还有同事方军打呼酣睡，我怕他听见我的哭声。虽然妻子多次安慰我，说第一个孩子跟我们缘分不够，不必为此一直难过。但是女儿出生后，妻子喊她妹妹而不是我们给她起的名字，我就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始终像一个伤口那样，在她心里活着。在广州新闻做了一年的编辑，恰逢奥一网筹备上马，我又扮演了一段时间的IT男。每天五点多起床，用热水澡烫醒沉睡的身体，搭乘第一班楼巴赶往中大海珠科技园。那时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一个超越新浪的新闻门户网站，然而，几个不懂IT的新闻人带领一群不懂新闻的大学生，太难做成高大上的新闻门户网站了。最终，一匹上好的布料，没有按照任总的要求做成一件华美的袍子，而是剪成了一个难看的裤衩。我提前嗅到项目的腐尸味，准备再次跳槽，宽厚的任总把我调入珠三角编辑部，避免了又一次的颠沛与动荡。年9月底的一个夜班之后，珠三角新闻部的几个同事给时任主任助理的韦中华韦哥过生日，一起到五羊新城金和楼宵夜。新闻编辑的生日，也只能是下了夜班吃个宵夜喝点啤酒，好在那时还没有“屌丝”这个词。那夜，我喝醉了，在地上表演鲤鱼打挺给隔壁桌吃宵夜的许许看，他飘逸的长发遮不住满眼的惊诧。第二天下午，宿醉的我突然昏迷，摔得遍体鳞伤。在家养伤后，刚好是国庆七天假，我去了一个寺院，剃度，做了一个星期的和尚。寺院受戒后，至今滴酒不沾。短期出家的第三天，在荒山古寺里，凌晨三点，我坐在地藏殿前，仰望满天繁星，听着远处的犬吠与虫鸣，自问为什么跑到这里来，突然泪流满面。我知道，我要寻找的是什么了。年春天，我又申请到昆明，支援云南信息报三个月。在彩云之南，我发现其实生命是可以缓缓流淌的，不必要那么心急火燎。回到广州，又调入经济新闻中心，甚至还做了一个多月的跑厂家的汽车新闻记者，据说这是南都最“肥”的线之一。好几个人私下找我，要跟我换线。在一些人看来，每次采访可以拿到大红包，比稿费来得更爽。做汽车记者尤其是跑厂家的记者，去哪里都住五星级里最好的酒店，吃大餐，拿大红包，公关公司伺候的风雨不透。我也爱钱，也知道五星级酒店比七天如家舒服多了，但是通稿这一关我过不了，这是我内心的一个坎，因此迅速厌恶甚至痛恨起这个岗位。年8月13日，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了。从年7月22日，到年8月13日，我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了六年多。进来时，我26岁，刚领了结婚证11天；离开时，我32岁，女儿四岁半了。又一个六年过去了，如今我已38岁（虚岁39）。刚进南都时，我青春逼人，觉得女人三十岁那就太老了，如今听说哪个女生32岁我都觉得人家好年轻好靓女。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看到的一句话，一个男人因为一个女人年轻而觉得她美，那只能说明这个男人已经老了。是的，我与12年前的那个南方都市报新记者相比，的确已经很老了。渐渐变老的过程，也正是青春逝去的过程，那些最好的青春，我都给了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原来你才18岁？因为你“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所以，十八岁的你其实也已经变老了。此刻，我想为你写一首诗，题目是：青春给了谁，就是谁的人！年12月19日凌晨4：46写于云南丽江（宋慕新，山东菏泽人，-供职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