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传东著《一朵杏花可以看见》出版
《一朵杏花可以看见》列入由山东省散文学会与团结出版社共同策划的品牌出版项目《岱青海蓝》，该丛书由山东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宋登科主编，共九册，由山东省散文学会组稿，济南海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编辑、审校、印刷，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序：虚构一个不妥协的理由慰藉光阴
王夫刚诗人武传东的诗集《一朵杏花可以看见》即将付梓，对于熟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喜悦的消息但姗姗来迟——从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梦幻的哲学》算起，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风华正茂变成了曾经风华正茂，两鬓斑白则从一个遥远的词汇变成了肉眼可见的现实主义提醒。当然，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光阴给予个体生命的馈赠时而公允，时而不够公允，其实殊途同归，谁也不必沾沾自喜或者愤愤不平。由《梦幻的哲学》而至《一朵杏花可以看见》，传东兄通过有形的方式呈现了自己的文本差异和诗歌理想，但我对此并没有横向比较的愿望——事实上我既没有读过《梦幻的哲学》，也不是褒奖《一朵杏花可以看见》的最佳人选，我感兴趣的是，互联网一统山河的崭新生活业已如火如荼，传东兄出版一本向传统致敬的诗集，对于他的中年人生意味着什么。这种疑问，仅从写作本身或者诗学范畴寻找答案或许勉为其难，它貌似生活的意外，其实是生命的必然选择和最终走向，如诗人密茨凯维支所说：“诗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本色生活，诚实生活，伟大的马尔克斯对此有过直言不讳的表述：“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为了逃避可耻的爱情程式而装睡。”如此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诗歌拒绝改变传东兄的命运，却提升了他的生活在他的命运中的真诚指数。传东兄从事电力行业，年轻时跑遍山野，与风角力，与云对话，以诗歌名义在高压电线上研究梦幻的哲学，后来转战商界，在泉城一家著名的商场工作，再后来调去泰安，职业角色常有变化，生活视野变得开阔，与诗歌的关系却在对一朵杏花的观察中渐渐趋于简洁、见微而有趣。我和传东兄久居一城，偶有走动但似乎彼此无距，当我试图把他和他的诗作介绍给读者时，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也许并不多于一百个字：知道他愿意亲近山水而我从没有过与之出游，知道他喜欢打乒乓球而我从没现场为他鼓掌，知道他钟爱美酒、书法和李白而饭局上的书法和李白从来没有一次成为我们聚会的唯一理由。他的诗作在同事朋友间传播并且获得超标的溢美之词，有时让我觉得现实可爱，有时则会产生一种轻微的无所适从的感觉，尽管我内心清楚，不能苛求他的同事朋友像我一样尽量专注而不动声色地面对诗歌的拷问。汉语诗歌经过一百年的自主生长和社会改造，表现形式、思考路径以及美学追求均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但如果抛开“中国特色”这个意味深长的定语，其对世界语言和世界文学的影响顶多算是毁誉参半，既令人欣喜又难免忧虑——不设门槛的写作去留自由，往往是挖空的人走了，填空的人迟迟没有出现，诗歌的台前喧哗仿佛从来没有输给幕后沉潜——举例而言，一个资质平平、言行粗俗的残疾农妇，就能以诗歌名义横扫网络时代，这种匪夷所思的社会学现象与其说是古老的诗神被即兴冒犯，不如说围观的人群要么不靠谱，要么不重要。这里无意指摘什么，事物不求真空存在，诗歌乐见享有洁身自好的礼遇而无意谋取法外开恩的权利，清浊之间划一道非此即彼的隔离线也并不具备可以量化或者直接兑现的艺术价值，要想成为李白，成为杜甫，成为苏轼，成为博尔赫斯，成为米沃什，成为阿米亥，成为阿多尼斯，就必须写出“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抑或“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即使熟睡时我们也参与了世界的变化”“上帝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的爱是一种颠倒的爱/……这也可能是一种新的宗教的开始”“靠在我窗前的那棵树上刚刚坠落的一片叶子，或许也想对我证实：死亡，是生命最深刻的创造”这种准确、有力、深情而孤独的诗句。文学的世界有着熙熙攘攘的寂寥，诗歌的剧院你方唱罢我登台，走哪条路，占据哪个位置，既取决于我们的天赋才华也取决于各自的情怀、境界和机遇，天赋才华是本质最终负责解决图穷匕见的问题，情怀、境界和机遇则属于天赋才华之外的附加底色始终伴随着风尘仆仆的人生，诗集《一朵杏花可以看见》呈现传东兄的天赋才华还是寄托他的情怀、境界和机遇，相信不同的阅读者自能给出各取所需的判断。我的理解是，诗人赫贝特曾经杜撰一个女性采访自己，借以强调诗人应该“热烈地思考”并且不必为“矛盾不能调和”而耿耿于怀，传东兄意欲通过可控的中年写作，虚构一个不妥协的理由慰藉光阴——生命中允许没有诗歌，但他希望自己的生命不因诗歌缺席而背负二分之一的遗憾，诗集《一朵杏花可以看见》恰当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并尝试着间接声援诗人叶芝和阿什贝利的观点——叶芝说，（有时）写作并不是基于对重要时刻、思想或感受的精确研究，而是基于对我们体内那种微小的、无限的、犹豫的、永恒的火焰的体验；阿什贝利则认为，诗歌始终在他的内心进行着，像一条地下河，一个人可以垂下自己的桶，把诗歌汲取上来。大师的无私教诲堪称教科书，让写作者既能获得烈日阴影的清凉，又能在烈日阴影的清凉中建立对抗烈日的勇气——当我们意识到诗歌写作基本丧失扬名立万的功能但依然乐此不疲时，“对抗烈日”的价值才能回归诗歌献给生命的最初承诺。用梦中赢取的财富购买一片无人知晓的土地，建设一个允许参观的纸上故园安置激情和激情过后的疲倦，诗人致力于此，使之成为一项持续的事业，诗集《一朵杏花可以看见》致力于此，使之满足传东兄深情而得体的呼吸，“万仞昆仑，黑夜永远在失败/……没有风雨能够造访和伤害/谁在敲冰，谁在敲天河的纯银”“下雪了/好啊好啊/下雪了/我们睡觉吧”“为了留住今夜的好名声/猎人加快回家的脚步”“但我不能站到草上/今年不能/明年也不能”“昨天有谁/能知道现在与远离/正如一个佛/孤单地美下去”等诸多诗句，或美好或冷峻或启迪地记录了他的努力，但要把这本朴素而真诚的诗集视为汉语诗歌重要的局部存在或者局部的重要存在，也未必客观，未必合理，未必符合传东兄对诗意人生的个性化阐释。在人类的历史中，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依据这个逻辑，对诗集《一朵杏花可以看见》的任何担心（如果有的话）也是多余的，它只为自身承载的美和道理有所负责，而这也许是独善其身的诗人坚持在烈日阴影的清凉中“对抗烈日”的动机所在。感谢传东兄，为熟悉他的人贡献了这份私人订制的阅读喜悦——他相信一朵杏花可以看到，愿意与一朵杏花发生心灵的关系并为之写下诗篇，这样的诗人，值得我们在茫茫人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值得我们无需验证而成为心照不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