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医院故事

看社会百态

　　这两天，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发的一段视频刷爆朋友圈，说的是12月4日上午，医院儿科，患儿家属、一名七旬老太因为对护士的医疗技术提出质疑，惨遭女护士脚踹。

这段视频发出后，舆论一片哗然。仅仅时隔两天，便剧情反转：12月6日晚，

《齐鲁晚报》发布声明称，经初步认定，相关报道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当事人张跃峰（《齐鲁晚报》聊城记者站副主编，为患儿之父、七旬老太之子）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存在违犯新闻纪律、有悖职业操守的问题，经研究决定，予以解聘，对其主管领导予以降级。

《齐鲁晚报》声明语焉不详，随后，有媒体曝出更多细节。其一，视频明显经过了剪辑。其二，患者家属率先语言和肢体攻击，护士系被动还手。一起所谓“女护士猛踹七旬老太”事件，最终以媒体人借公器泄私愤的闹剧收场。

《齐鲁晚报》记者只是挟公器泄私愤，这家媒体记者的行径更卑劣

　　由此起事件，我不禁想起去年初发生在江医院的那起事件，想起该院副院长的那句“雷语”——“记者比县领导还坏！”

细细品味，忽然发现，这位副院长其实蛮可爱，他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有时候，有的记者确实比县领导还坏。譬如前文所述的《齐鲁晚报》记者张跃峰。

先来给大家补一补“修水事件”的课。

　　

话说年1月23日，陈先生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咳嗽、咳痰，痰不易咳出4天”，入住江西医院。医生给患儿做了皮试后无异常，遂进行了点滴注射。

次日上午，医生过来询问婴儿病情，听说婴儿有点儿拉肚子，便表示需要加点药，护士过来打点滴（此次未对婴儿进行皮试）。

不久，婴儿出现异样，抢救无效死亡。

患儿家属认为是打点滴过敏导致婴儿死亡，医院讨要说法。

2月29日，南昌大学医学院病理与法医学系出具尸体解剖报告，结论为：“可以排除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患儿因患间质性肺炎、急性支气管炎导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对这一结论，患儿家属不予接受。

　　

3月15日，陈先生带医院。

医院黄副院长表示，此事已经在走司法程序，医院暂不接受采访。

当家属医院没有责任，为什么又给补偿患儿家属2万元时，黄副院长情急之下道出实情：“医院之所以要赔钱，是县领导的命令，不给不行。”

随后，他说出那句石破天惊的雷语：“记者是最坏的，比县领导还坏”。

可以想见，黄副院长的这一“雷语”出口时，记者该是怎样一副心喜若狂、满血复活的兴奋劲儿。

　　医疗行为，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因此，医疗行为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纠纷，媒体介入应当慎之又慎。当然，这并不是说医疗行为就可以置身舆论监督之外。就本事件而言，媒体介入有两个适宜节点：一是纠纷起始之初，媒体的介入监督，可以约束医患双方在法律框架下推动事件解决；二是司法部门作出裁决之时，谁是谁非，有赖媒体公之于众。

显然，在本事件中，记者选择的介入点“不合时宜”，一是因为法定授权机构已经出具了尸检报告，二是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如果媒体对尸检报告存疑，可以找鉴定机构，或者静观司法部门采信与否，但是，不管找谁，总之，医院。

以我20余年的新闻记者经历，只能做如下推测：要么，这个记者不谙时事（未必与年龄有关），一腔热血，一心想着“铁肩担道义”，而忽略新闻专业精神的修练；要么，此次“出师”是奉旨而为，或者是受人请托。

除此，无他。

　　因此，我想，在黄副院长“雷语”说出之前，那个记者的底气应当是不足的，因为尸检报告在那摆着，司法程序正在走着，医院拒绝采访的理由正当且充分。然而，遗憾的是，记者面对的黄副院长，偏偏是一个没有政治历练的实诚人。

很快，一则《医院死亡：领导拒绝采访称“记者比县领导还坏”》的新闻便赫然登上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惊耸的标题，严酷的“实话”，医院和黄副院长身陷舆论漩涡。

在众多评论中，来自手握“话语霸权”的官媒一方的声音如出一辙：“记者比县领导还坏“这句‘雷语’体现的是对监督的无知”。

　　其实，走下“话语霸权”的制高点，换取更加平和的角度来审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观点：第三方尸检报告既出，事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医院完全有理由拒绝采访。医院拒绝采访的情况下，你仍能通过其他途径采访到更多事实真相（优秀的深度记者往往具备这种素质），这体现的是一个专业记者的能力与水平，值得礼享全社会的敬重。而像江西这位记者那样，在院方以充分理由拒绝后，仍以“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为由逼迫人家接受采访，除了十足的特权思想，我实在体会不出其他。

从这位记者身上，我不仅体会到了浓重的特权思想，还体会到了一种卑劣的“告密心理”和无耻的“谄媚心态”。从前面提及的那篇报道可以看出，其报道主题已经剑走偏锋，游离于婴儿死亡事件本身，转向了个人攻讦、“定点清除”。

黄副院长说“记者比县领导还坏”，换言之，县领导坏5分，记者则坏10分。因此，就这句话本身而言，伤及最重的，不是县领导，而是当事记者。但是，这位当事记者显然没有感到“受伤”，而是自作主张的替县领导“受伤”起来，并以公开报道的方式不动声色的向领导“告密”：“嘿嘿，县领导大人，黄副院长说你坏！”

这哪里还有媒体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可言？活脱脱一个舔痔吮痈、借刀杀人的小人。这种行径之卑劣、社会之危害，甚过《齐鲁晚报》那位挟公器而泄私愤的记者十倍、百倍。

黄副院长说的有错吗？没错！医院坚信自己没有责任，但是，县领导为了官帽，医院息事宁人，赔偿2万了事。你说，这个县领导不是坏是什么？近年来，在“维稳”旗号下，多少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在干着这种伤害社会公平和司法正义的事情？媒体记者呢，罔顾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强行要求院方对一起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专业性极强的医疗纠纷当场做出是与非的表态，这不是坏，又是什么呢？

黄副院长只是说了一句实话、真话而已。

当今社会，像黄副院长这样不世故、讲真话的实诚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本事件中，真正具有新闻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的，除了婴儿之死，便是县领导维稳思维下的执政方式，这才是一家媒体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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