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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我者“进群”，逆我者“移出群”，它所伤害的不只是某个记者，说到底，是对真正的舆论监督的抗拒和排斥。

又见记者被移出群。

11月11日，《济南市公园服务管理规范（试行）》正式发布，明确提出禁止在公园内设立为少数人服务的会所、高档餐馆、茶楼等。11月12日，齐鲁晚报记者探访了泉城公园等市区多家公园，发现园区内开设的餐馆菜价普遍偏高，最低收费元/位或元/位。有公园内一家茶馆小包间最高收费是两小时元，仅包括一壶茶和两份甜点。13日，齐鲁晚报刊发报道披露济南部分公园内餐馆价偏高问题。然而，该报道刊发后，撰写该文的记者却被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人员移出了媒体群。

↑截自新京报我们视频。

政府出台新政策，媒体跟进做落实探访，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常规的落地报道。没想到的是，报道发出后，记者首先等来的是被当地园林部门移出媒体群的消息。

济南市园林局相关工作人员在事后接受其他媒体采访，其所说的一番话值得玩味：“他不是炒我鱿鱼呀，监督是正常，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职责，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对吧。”

这番话有两个看点。一，记者之所以被移出群，主要是因为报道可能导致官员被“炒鱿鱼”，而非报道本身的问题；二，承认监督是记者的职责，但当“我”有难处时，逻辑似乎变成了你的监督要服从“我的难处”。

应该说，这番话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中一些公共机构和官员对媒体监督的抗拒，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同时认为舆论监督应该服从自己的“权力”。然而，公共利益与个别人的“乌纱帽”孰轻孰重，这是一个不难判断的现代常识。从这样的现象中，我们就不难窥探出，部分官员心中的常识分量到底有几斤几两了。

一些部门或单位抗拒舆论监督，乃至部分记者遭遇人身伤害的现象，现今已不是新鲜事。但近几年屡有发生的“记者被移出群聊”之事，却折射出一种抗拒舆论监督的新动向。眼下，几乎每个地方的政府部门都会主动建一些媒体群。从方便沟通的角度，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记者的报道超过了“通稿”范畴就将记者移出群，这样的行为反映出一些部门把媒体群看成了“公关群”，潜台词好像在说：你入了“我”的群，就必须按我的“口径”办。

这其实是大谬。正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建媒体群，记者入群，主要是为了提高沟通效率，不意味着媒体只能说“群主”想听的话。不客气地说，如果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建群，不如趁早把群解散了。

此事中，记者被移出群后仍有诸多疑问待解。比如，有关方面说的“我也有难处”，到底是指什么？如果媒体报道属实，有什么是不能公开的？对于报道如此抗拒，到底有何隐情？

从报道看，新规范出台后，记者发现其探访的公园在对一些餐馆着手拆除。从对管理规范的响应速度看，这其实算得上是“正面”新闻了。但这是否又从侧面反映出，相关部门对于公园内的违规经营早就心知肚明？事实上，报道中还有公园的保安称，之所以拆除餐馆是因为大部分地方没有规划手续，属于违章建筑。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说明这些高档餐馆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价格偏高”。难道对违章建筑的处理，也需要等政府专门发文？这背后是否存在监管失职？当地有关部门有必要一查到底。

更何况，早在年，住建部就发文明确规定，公园是公共资源，要确保公园姓“公”，严禁在公园内设立为少数人服务的会所、高档餐馆、茶楼等。如今7年后，地方再出台管理规范来进行治理，而个别部门却展现出一副动不得的作派，这是否说明有人把违规操作当成了常态？

其实，纯粹从记者个人的角度来说，被一些地方部门移出群，并非多大的事。但是，顺我者“进群”，逆我者“移出群”，它所伤害的不只是某个记者，说到底，是对真正的舆论监督的抗拒和排斥。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朱昌俊

编辑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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